东西问丨马戎：我国为何不存在发生西方民族主义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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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7月12日电题：我国为何不存在产生西方民族主义的土壤？

作者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现代社会，每个人的性别、从事工作、宗教信仰、所属国籍、民族或族群身份，在社会来往中都会成为他的身份标签。心理学研讨标明，人类出自天性会在社会中辨认和寻觅那些和自己共享某些共性的人群，与他们具有某种情感认同。在其时这个多元而活动的国际，国籍和民族的身份，好像也成为人们日子中一个灵敏而杂乱的问题。

不同身份的人能否调和共处？人们之间的一同身份是怎么树立的？不同民族身份的人之间、不同政治与经济原则的国家之间能否相向而行、互相启示并带来协作？

人类前史展开进程中的许多实际阐明，存在差异性的集体在来往中既有抵触的动机，也有协作的潜能，人们的身份差异既或许导致裂缝和抵触，也或许在差异中看到对方利益，在良性互动中进步和改进本身，然后促进协作乃至必定程度的交融。

在具有文明差异的人群之间，假如期望呈现良性互动并在和睦共处中一同展开，最要害的一点便是供认并尊重多样性，要能够看到对方的利益和本身的矮处，在学习对方利益的一同，尽力打败本身的矮处。假如两边在互动中都采纳这样的情绪和根本情绪，就会产生有利于两边的良性互动，抵达“双赢”的成果。

费孝通先生有一句撒播很广的话，“各美其美，佳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讲的是不同集体、不同民族之间良性互动的情绪和作用。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来往中，这当然是一种最抱负的状况和互动方式，但实际社会离这样的抱负状况还有很远间隔。惋惜的是，盛行于西方国家的、恶性竞争的“零和博弈”和“修昔底德圈套”等思维方法和互动方式，依然大行其道。

我的身份：牧民、博士、教师

假如挑选三个词来描述我的身份，那么第一个身份是牧民，作为北京知青，我曾于1968-1973年期间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在一个蒙古族生产队放了五年羊；第二个身份是博士，我在美国布朗大学这个彻底不同于国内大学的西方教育系统中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第三个是教师，1987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就来到北大任教，35年来一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

18岁到23岁这5年的草原牧民日子，对我的身份认同产生深刻影响。我的生产队与蒙古国接壤，当地只需单个汉人，牧民们不明白汉语。北京知青别离组成4-6个人的蒙古包，咱们这个包担任放牧的羊群有两千多只。咱们住蒙古包，学习蒙古语，学习怎么在草原上日子和放牧。

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待人十分热心和质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招待来自北京的中学生，牧民老额吉给咱们缝蒙古袍，手把手教咱们宰羊、接羔、搬迁、剪毛等草原上的日子和劳作技术。那几年咱们全身都是羊的滋味，由于每天骑马，腿也成了罗圈，脸上由于暴晒和冻疮是花的。回京省亲途中，一切人都把咱们认作“蒙古人”，咱们也引以为豪。

牧民这个身份，我信任会终身伴随着这些北京知青。尽管他们终究都返城，但即便40多年曩昔，北京知青们仍旧与当地蒙古族牧民保持着密切联系和来往。我对我国少量民族底层社会的亲自了解，便是从这5年的牧区日子开端的。

我的第二个身份是社会学博士。1982年，我很幸运地得到奖学金，前往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人口学专业。布朗大学是一个私立的常春藤研讨型大学，校园办理原则、教学方法和学习内容与其时国内大学的不同很大。图书馆彻底敞开，研讨生课程由教师引导学生读书和评论。5年的学习韶光，打下了我后来从事学术研讨和在大学任教的根底。

辩论完成后，我即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那时费孝通先生在北大创办了社会学研讨所，他牵头的国家七五严重课题之一是“边远地方和少量民族展开”，我回来即参加了这个课题组，先后去了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进行实地查询。与此一同，我自1987年秋季起在北大社会学系开设“民族社会学”等研讨生课程，后辅导硕士生、博士生，辅导过的学生来自14个民族。我的终身中，终究也是最重要的身份便是教师。

我国人的身份认同：中华文明一同体

现在首要的欧美国家都具有基督教文明传统，包含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宗教是其文明系统的精神支柱，其宇宙观和根本社会品德结构的中心是对逾越凡世的天主、基督、圣母的崇拜以及对“末日审判”的惊骇，并以为“人性恶”，终身都需求悔过和赎罪。伊斯兰教也来自同一个一神教文明系统。一神教在身份观念方面最重要的特色，便是把“信徒”和“异教徒”视为两个天壤之别的集体，前史上疯狂的宗教思潮曾导致对“异教徒”的残暴残杀。

近代欧洲盛行的“进化论”，勾画出从猿到人的进化进程。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欧洲人一度把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土著视为进化阶梯上的“劣等种族”。今日咱们了解西方社会的身份政治时，“排挤异教徒”和“种族优越感”，是两个不行忽视的中心要素。

中华传统身份观归于别的一个彻底不同的文明系统。首要，在人类与天然界的联系方面，我国先贤们建议“天人合一”“道法天然”，不像欧洲人把天然界视为外在于人类的获取资源的方针。其次，与一神教文明比较，中华文明系统最重要的根本特征是世俗性。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所以，我国人从来就没有“异教徒”概念。终究，中华文明传统在看待内部和周边人群时，根本观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有教无类”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华夷之辨”讲的是品德品德水准的差异，而不是体质或言语差异。

书法作品——《和而不同》。中新社发邹宪摄

所以，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对错无神论的世俗性，既没有一神教文明那种激烈的“零和结构”“双重标准”的排他性，也没有依据体质差异的西方种族主义观念。非无神论的世俗性，对内部多样性和外部文明都表现出稀有的包容性，能够动态与辩证地知道集体认同演化。因而，中华文明的根本特质，与西方那种爱崇一神论的宗教性、死板看待体质-言语差异的民族主义具有实质差异。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一种俗人品德。与释教方式愈加鲜明比照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次序与风俗的习惯，归根到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树立政治原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美国闻名汉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白鲁恂以为，“我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一同体。”费正清在《美国与我国》一书中指出：“毫无疑问，这种以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维，意味着我国的文明(日子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根本的东西。…… 一个人只需他熟谙经文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言语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我国文明土壤中产生不出西方“民族主义”思维，现在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鸦片战役后从西方引进的概念。中华民族一同体既不是以西方封建制为根底的帝国，也不是以现代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民族国家。连续几千年的我国是一个人口边际不断改变的政治-文明一同体，不论人们有何种族群布景或讲何种言语，只需认同并承受中华文明，就能够成为中华民族一同体的一部分；不管中心政权朝代怎么替换，我国传统文明的头绪一向连续。这是中华民族一同体得以连续至今的文明解读。

曩昔汉语没有“民族”一词，西方身份认同系统的“民族”(nation)概念直至近代才引进我国。甲午战役中清朝打败，我国人开端向日本学习“变法维新”。1905年清朝“废科举，兴新学”，我国新开办校园的教材包含前史、地舆等，都是直接译自日文教材。其时日本人和欧洲人把清朝统辖下的不同部分冠以“民族”之名，称为“蒙古民族”“满洲民族”“藏民族”“汉民族”等。这些概念在我国盛行后，就把我国传统的集体称谓彻底打乱，也冲击了我国传统的“身份系统”和族际联系。

今日的我国社会，“民族”这个身份认同系统变得凸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我国树立后政府在苏联系统方针影响下进行的“民族辨认”。我国先后辨认出56个“民族”，每个公民都得到一个“民族”身份，并依据各民族的人口规划和传统居住地，树立了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一同各地政府还施行了内容和程度不同的民族优惠方针。这个正式身份和相应原则方针的施行，逐渐在我国社会中构成了一个新的身份原则和相应的认同认识系统。

56个民族团结形象代表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欢欣鼓舞迎国庆。中新社记者李林摄

西方对我国社会系统的误解

西方社会总是用自己的文明和思维习惯来解读和猜测我国，以为“国强必霸”，我国国力强壮后必定会冲击美国和欧洲的操控位置。这阐明他们彻底不明白中华文明的传统，也不了解在我国社会操控集团对自己的定位以及民众对操控者的等待。

在《社会通诠》译著所做评议中，严复先生把我国帝王与欧洲帝王的身份与功能进行比较：“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罢了。”西方政府的官员责任是有限的，社会上呈现的许多问题，民众能够期望政府帮忙处理，但没有“问责”的权力。“我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爸爸妈妈。”即便扫除对外族侵略的军事反抗，在我国宽广的疆土上，旱灾、洪水、瘟疫、天灾、地震等天然灾害经常产生，朝廷有必要承当“照料子民”的品德责任。所以历朝的皇帝都将办理传统农业区域、处理好旱灾水灾、安慰大众等作为治国理政的方针。

我国人的抱负国际有如《礼记》所言：“大路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单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用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用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偷盗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乃至到今日的我国社会，政府官员仍在必定程度上被视为“爸爸妈妈官”，任何区域在工作、财务、民生工作、物资供应、抢险救灾、根底设施建造、医疗保健、教育质量、宗教办理、社会保障、品德治安乃至环境生态等方面呈现问题，民众都会责备政府部门渎职，政府官员也会被问责，好像官员们依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今日，我国共产党将公民关于美好日子的神往作为奋斗方针，这与我国人传统的品德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2011年，“占据华尔街”示威者高举“天下为公”标语。中新社记者李洋摄

所以，在了解古代乃至今日的我国社会时，要知道到我国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之间的实质不同。

西方的传统帝国和近代鼓起的民族国家都具有很强的侵略性。殖民主义年代便是西方人敞开的，南北美洲、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被残杀和驱赶，非洲、南亚、东南亚沦为殖民地。

假如整理我国的前史，就会看到我国皇帝把广阔疆土的民众照料好就已十分费劲。我国历代皇帝即便在国力强壮时也很少对外运用武力，究其原因，一是以为战役会构成将士逝世，腐蚀国家财力，更倾向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二是假如占据了外部疆域，当地居民成为本朝“臣民”，朝廷就要担负起照料他们的一切责任，一般这是沉重的担负。诸葛亮打败南蛮部落后，不在当地设郡县驻军，仅满足于往后南蛮不叛变作乱，便是出于这一考虑。

比照之下，西方的殖民者彻底不把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当作相等的人，不把他们杀光就现已很仁慈了，哪还会为他们的生计担任。

明朝从前很强盛，郑和下西洋时我国的造船技术超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但郑和抵达各地仅仅礼节拜访和展开交易，后因帆海费用太大而中止。与郑和船队比较，欧洲人来到其他大陆的意图是树立殖民地，掠取当地财富和役使当地居民，彻底是以武力施行的“海盗”行为。从这个比照中，也可看出中华文明传统与基督教文明的实质性差异。西方人忧虑我国展开起来后“国强必霸”，那是他们用自己的品德品德原则来估测彻底不同的别的一种文明。

自在、民主概念不能绝对化

西方人简单把两个概念绝对化。一个是自在，以为个人的自在是无限和没有忌讳的，是天赋人权，在美国乃至有购枪和带着枪支的自在，每个人的个人信息、行迹等都归于“隐私”，他人和政府都无权了解。这和欧洲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展开前史有关，政府的权限一向遭到世袭封建传统和宗教教规的约束。

而我国自古以来，特别是秦朝树立一致政权后，广阔的疆土常常面对洪水、旱灾、蝗灾、瘟疫等严重天然灾祸，这些灾情的操控有必要由政府一致办理，不然社会就会失序和产生骚动。民众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在政府实施其办理社会的责任时，民众承受政府的一些办理办法，如防疫期间人们出行承受手机定位和“行程码”办理。而这些社会办理办法，假如放在西方国家，民众就觉得是政府干与个人自在。

另一个是民主选举。西方社会将这个原则绝对化，以为只需施行一人一票、大都通吃的原则才干完成公民的民主权力。但民众的选票很简单被一些偶尔事情和情绪化表达所引导，即便西方的选举原则在某个时间点上的确反映了其时人们的情绪，但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引导民众的情绪和投票时的情绪，而媒体又往往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操控，因而投票成果未必能表现大大都民众的长远利益。如英国“脱欧”公投的成果，以百分之一、二的票数距离所作出的决议，未必契合全社会的全体利益，反而会导致社会撕裂和抵触，终究危害大大都人的利益。

在处理身份差异和从头刻画一同身份方面，有些国家也有一些成功事例。例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经过一系列法案正式废除了校园中的种族隔离原则，使一些有才干的黑人学生进入优异中学，并选用优惠方针吸收少量族裔学生进入哈佛大学等名校，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便是哈佛法学院的博士。这些行动实际上进步了少量族裔进入上层社会的时机，为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向上活动发明机会。一批少量族裔社会精英人物的呈现，关于进步少量族裔民众对国家和干流社会的认同感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现代的法治国家，一个人不管出世于哪个族群，母语是哪种言语，最重要的身份依然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在国家全体的法律原则之下，每个公民的权力应当是相等的。

人类社会在来往进程中既有抵触的动机，也有协作的潜能。在这个进程中，人们之间的“身份”差异，作为标签既能够用来强化互相的差异，推进联系的恶化与抵触；但一同也能够用于促进互相学习、利益互补，乃至组成一个新的“多元一体”格式。在这里，“多元”是身份差异和特性，“一体”是两边的一同利益和共性。

今日，全国际人口规划不断增加，人类一同面对气候改变、动力缺少等一系列问题，作为一个全体，人类既有一同的命运，也具有地球这个一同的家乡。各国、各民族怎么调和共处，一同尽力改进和处理各种难题，是对全人类的检测。

在这个前史时间，中华文明的传统才智或许能够供给一些启示，那便是善待天然，“天人合一”，学会赏识和善待其他国家和民族，“佳人之美”，看到互相差异但是以“和而不同”的情绪寻觅一同利益，在打交道时遵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根本原则，这样就能够逐渐“美美与共”，终究抵达“天下大同”的抱负状况。作为一个人是如此，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应当如此，既要尊重本身的文明，又要长于从他人和他国汲取本身缺少的美德和才干。只需经过这种良性互动，才干完成一个真实调和的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一同体。(完)

作者简介：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民族理论学者。1950年3月出世，回族，原籍上海市，1968-1973年在内蒙古东乌旗插队。1987年获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同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曾任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讨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研讨范畴为民族与边远地方展开、教育研讨、人口迁移。出书有《民族与社会展开》《中华民族凝聚力构成与展开》《民族社会学》《西藏的人口与社会》《社会学的应用研讨》《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人口迁移与族群来往：内蒙古赤峰查询》《我国民族史和中华一同文明》《我国民族联系现状与远景》《前史演进中的我国民族言语》《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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